2009/06/29

高雄

綿羊仔電單車是高雄市的一大特色,我在街頭拍照,巧遇這個家庭,一家四口準備開一輛綿羊仔,我徵求同意後,拍下照片,孩子的媽媽害羞地躲在丈夫的背後,不敢入鏡,丈夫展示自信的眼神。

維園

伯伯:「我冇吸煙,不是用大砲對準我,好嗎?」

2009/06/25

中國政治

話說鄧小平要胡耀邦辭職,手段高明,兵不血刃。鄧對胡說,鄧要退任政治局常委,邀請胡接替他,條件是胡退任總書記一職,鄧說這些調動是為了讓年老一代退下,同時提攜年青一代領導人。胡見能接任鄧進入政治局常委這個中共最高權力機構,欣然接受。誰不知,鄧小平始終是掌舵手,職銜無關宏旨,胡辭任總書記還要被迫在所謂「生活會」的批判程序上,承認自己過去領導工作有錯誤。在人事上,趙紫陽乖巧些,胡耀邦問趙接替他做總書記好不好,趙說不適合。鄧小平問趙,做總書記好不好,趙又說不適合。趙紫陽在回憶錄《改革歷程》中,說當時自己說不適合,但沒有拒絕,意思原來就解作是接受了。說不適合,原來是說接受的最佳表達途徑。中國政治真有他一套。

2009/06/24

胡耀邦下台

六四之外,《改革歷程》談及很多政治事件和改革問題,其中說到胡耀邦的下台,尤其引人入勝。時任中共總書記的胡耀邦態度積極,改革路上走在最前。原本鄧小平也買胡的一套,但就為了兩件事,鄧要將他踢走。一是一次重要會議的演講辭內容,二是一篇香港雜誌的報導內容。兩人之間的關係當然很長篇,背後也涉及姨媽姑姐的是非。但趙紫陽就以這兩點定為導火線。不講政策,不講法案,中共政治最重要的,原來是演辭。演辭指導所有政府機關以至全國人民的思想行為。多一句,缺一字,稍有差池都左右大局。在某次重要講話之中,胡耀邦要刪除一句,鄧要保留。那句是有「反資產階段自由化」字眼的意識形態討論,就是這樣。此其一,其二是雜誌有次訪問胡耀邦,大肆抬舉,說他是最開明,最坦率的領導人,又提起軍權問題,胡又答得不好,說軍權要論資排輩等,鄧感到言論是沖著他而來。兩年後,胡做不住了。

2009/06/23

改革歷程

從趙紫陽角度近距離觀察中國政治,我發現1980年代中央決策層倚重人治,運作模式猶如家庭作業。這位已故國家領導人在軟禁期間錄成的《改革歷程》一書,細說六四事件前後的親身經歷。他將六四事件的負任直指李鵬,是李鵬將索求合理的學生風潮,定性為用意推翻共產黨及其執政理念的陰謀。學潮原本可以疏導的,但中央的言論激化了群眾情緒,至最後要以鎮壓收場。這樣做,並沒有顧及國家利益,只是源於幾個人之間的權力鬥爭。鬥爭過程亦沒有甚麼法律可言,遊戲規則是家庭分爭形式的。家庭中的老大是鄧小平。一邊是以李鵬為首的保守派,另一邊是趙紫陽領導的改革派。在老鄧耳邊,一邊將學潮說得大逆不道,企圖刺激老人家的情緒,另一邊將之盡量說得溫和,又要顧及他的健康狀況,身體欠佳就不敢進見。老人家的好話壞話,又要靠第三者傳遞,讓各方有徊旋的餘地。總之,國家社稷的大是大非,就是決定於姨媽姑姐之間的心理戰。

2009/06/16

正生熱窩

以下是我在香港仔公國的留言,我有時在他那裡亂寫,這個比較認真:

「我不懂說贊成或反對誰,畢竟雙方的命運與我無關。你提到的經濟問題倒提起我興趣,係externality。你說,正生的來臨會為原居民帶來negative externality,原居民有權索償,在經濟學上,這個分析很正路,也是我一直對事件的看法。不過,想一想,究竟這個externality真的是negative的嗎?可不可以是positive呢?住在一班自願改過的年青人附近,會唔會係positive呢?或者negative的程度並非抗議者想象般嚴重呢?答案不由我定,由市場定,看價格來定,那就惡攪,因為要做類似的研究不容易。有趣的地方在哪?以上的討論看來是個經濟學問題,實際上是個道德問題。如果社會 (全個社會,不單只當地居民) 沒有包容正生書院的心,視他們為洪水猛獸,紛紛遷出,由沒有人願意搬入,樓價會暴跌,反映出negative externality原來真的很大。如果有包容心,樓價跌自然有人買入,支持樓價,反映出negative externality原來很小,甚至可以是漲價,positive。經濟學研究人的行為,人的行為包含道德的考慮。經濟學和道德很難分割。」

2009/06/11

雙城

名著《雙城記》家喻戶曉的,是開首一句:「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較少人提的是結尾一句,是主角臨上斷頭台前說的:「我在做的事,遠遠好過之前做過的,我將作的休息,遠遠好過以往認知的。」總結那個混淆不清的世代,作者狄更斯用死亡去為好壞分界線。

時代背景是十八世紀末法國大革命前後,地點是倫敦和巴黎,《雙》講述兩個少年追求一個金髮少女的故事。其中一個少年甘願犧牲自己的性命,為的是承全情敵和少女的幸福。談情說愛來得精簡,作者對大時代的描寫才是主菜。革命前,貴族對平民的欺凌,殺人無罪,亦可以隨意將人關入監獄,金髮少女的父親只是得知了一些他不該知道的事情,監一坐便十八年了。革命之後,平民為了復仇雪恥,對待貴族同樣殘酷,金髮少女的丈夫是貴族後裔,即使自己沒有犯罪,也因他父親的罪行而被判死刑。在這個大時代,小人物對命運感到無奈,沒有夢想,只希望完成一二件小小的心願,此生無悔。

於1859年出版的《雙》,不是一整本發行,而是以連載形式一集一集出現於一份兩周刊。這種形式在當時很流行,像今日的漫畫,稿件邊發邊寫,故事出版到中途,作者也可能未決定結局,寫作過程應該很有趣。而為了爭取讀者繼續追看,作者都寫得懸疑一點,緊湊一點。《雙》也有這些特質,雖然英文較為艱深,但看下去不覺得沉悶。

2009/06/10

阿Lam

林子祥是實力派,高低音域之廣,冠絕全港,就算你唱得到Beyond的海闊天空,唱Lam的千憶個夜晚都要投降,難度最高的不是男兒當自強或者敢愛敢做,而是將心意盡訴。不過,我想,他最厲害的,不是玩音域把戲,而是感情豐富的聲線。那種每句慢半拍,慾言又止的泣訴聲,滄桑的沙啞,難分難捨的尾音,很難模仿。一個音分三個層次,細心聲不難聲得出,可能這叫做韻味。易唱但難唱得好的歌包括最愛是誰、幾段情歌和追憶。如果你不明白我在說甚麼,只要幻想一下李克勤唱這幾首歌,就會清楚。克勤的聲音好像鋼琴般鏗鏘而單一,阿Lam的像小提琴,圓渾而多層次。八十年代流行音樂,聲色藝全,聽這些歌長大,我感到很榮幸,尤其能欣賞到阿Lam的歌。上星期看了阿Lam的演唱歌,我狂叫encore,瘋狂到連同坐的家母和內子都嚇了一跳。

後記:
最近年青人犯事的新聞不絕,吸毒、打劫及賣淫,壹周刊大字標題「全面失控」,原因當然有很多,我猜想,這個年代沒有美妙的流行音樂,好讓年青人抒發心中的鬱悶,可能也影響他們的思想行為。

2009/06/09

奸人堅

石堅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黃飛鴻電影裡的奸人堅角色。奸人堅這個大反派,奸淫掳掠,無惡不作,又時常施詭計以圖陷害同行--隔籬武館的黃飛鴻。堅叔貌似狐狸,動靜狡猾,演得入形入格。黃飛鴻是萬人崇拜的英雄,而奸人堅是觀眾心目中的社會敗類。我卻在想,相比正氣凜然黃師傅,奸人堅較有人味。奸是人性一部份,但人經常掩飾自己的奸,甚至自設歪理,以圖將明明是奸的想法堂而皇之,做回自己的黃飛鴻。於是,現實生活裡,我未曾見過有人奸笑,每個人都是自己心目中的忠角。有奸笑的,也只能是開玩笑時的把戲。我想,奸的展現是一件極為超現實的事。

演奸角,奸笑,奸人堅的拿手戲,是超現實的藝術,但我們習以為常,視奸相為常見的特質,例如我們在戲劇裡一看某個角色的表情,便能馬上辨別出他是忠是奸,我想,這是戲劇最荒誕的地方之一。荒誕也好,超現實也好,觀眾就是需要一點脫離現實的空間,難怪奸角長做長有。石堅決不是演奸角第一人,但肯定是香港奸角的標誌,「奸過石堅」是日常用語,將奸這個超現實的意念具體化,都拜堅叔所賜。將人的陰暗面毫無保留地呈現,堅叔演活了角色,更演活了我們連自己也不敢面對的心魔。

2009/06/04

弟弟筆記

以下文字轉載自Facebook的一篇筆記,作者是我弟弟:

「六四是怎樣發生.. 記得我當時年紀小.. 隨著昨夜雨灑, 收音機播著悠悠記念歌曲,氣氛漸濃,心中不斷盤旋著很多疑問:中國是否要民主? 四千多年沒有民主,十數億人口的地方真的準備好接受民主的新思維?? 以當時教育、經濟、思想推行民主真的可行? 如果沒有六四中國的發展是否比今天好? 如果當時民主勝利是否有今天強大的中國? 中國真的需要民主? 沒有飯吃比幾多民主都無用..但我卻認為人是死去了..暴力用多了..錯了理應承認錯誤..不要給予那些假借民主而獲得政治籌碼的人滾下去..不要被只懂跟別人談什麼人權..卻不斷侵略,剝削別國人基本生存權利的外國人有批評我國的藉口..承認錯誤才是負責任的態度..中國人只要飽飯..不需要民主..只要一個賢明的領導已經好滿意.. 沒有民主並不代表沒有自由..

當然生活在幸福富裕的香港被未感受到國內人民的艱苦, 正如當時天安門廣場的大學生並不可以代表全中國人民說話一樣..但我很相信麵包飽飯才是硬道理!!」

2009/06/02

六五

當好友們在Facebook互相鼓勵說:「六四維園見」的同時,也有朋友私底下對我說,不會參與燭光晚會。二十週年紀念雖然別具意義,但還是選擇缺席,原因是不希望被民主派政客利用。類似的觀點,我在2003年七一遊行之前也聽過,當時我熱心地鼓勵同事參與,卻被潑冷水:「咪俾人利用,(傻仔)」,當時我有點生氣,不去便罷,何必裝作很懂世故的樣子。事隔六年,我對人事的看法改變了不少,不再大條道理主張你應該如何如何。反而,多了思考別人的說話。因為怕成為政客的棋子而缺席參與推動香港民主自由的活動,在今日的我,聽來已不像以前那般難接受。事實上,在非敵即友,非親則反的輿論下,「咪俾人利用,(傻仔)」代表著冷眼旁觀的一群。

我不是贊成他們的想法,也絕非鼓勵任何人缺席六四晚會,只是,我對他們的想法愈來愈了解。加深我的了解是民主派的表現。二十年來,他們爭取民主自由,成績乏善可陳,他們頭上帶著民主自由的光環,倒足以吸引人們的擁戴,令他們贏得立法地區議席。可能他們在爭取過程中已付出了很多,無功也有勞,但這是否足夠,見仁見智。有人在良好意願驅使下,不介意多付出,也有人較為實際,只看成績。如果現況不變,再過二十年,四十週年,同樣有人樂於參與四六燭光晚會,同樣亦有人不願吃虧,翌日六五,生活返回正常,六六六七六八也如常。人生有幾多個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