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

綿羊仔電單車是高雄市的一大特色，我在街頭拍照，巧遇這個家庭，一家四口準備開一輛綿羊仔，我徵求同意後，拍下照片，孩子的媽媽害羞地躲在丈夫的背後，不敢入鏡，丈夫展示自信的眼神。

維園

伯伯：「我冇吸煙，不是用大砲對準我，好嗎？」

中國政治

話說鄧小平要胡耀邦辭職，手段高明，兵不血刃。鄧對胡說，鄧要退任政治局常委，邀請胡接替他，條件是胡退任總書記一職，鄧說這些調動是為了讓年老一代退下，同時提攜年青一代領導人。胡見能接任鄧進入政治局常委這個中共最高權力機構，欣然接受。誰不知，鄧小平始終是掌舵手，職銜無關宏旨，胡辭任總書記還要被迫在所謂「生活會」的批判程序上，承認自己過去領導工作有錯誤。在人事上，趙紫陽乖巧些，胡耀邦問趙接替他做總書記好不好，趙說不適合。鄧小平問趙，做總書記好不好，趙又說不適合。趙紫陽在回憶錄《改革歷程》中，說當時自己說不適合，但沒有拒絕，意思原來就解作是接受了。說不適合，原來是說接受的最佳表達途徑。中國政治真有他一套。

胡耀邦下台

六四之外，《改革歷程》談及很多政治事件和改革問題，其中說到胡耀邦的下台，尤其引人入勝。時任中共總書記的胡耀邦態度積極，改革路上走在最前。原本鄧小平也買胡的一套，但就為了兩件事，鄧要將他踢走。一是一次重要會議的演講辭內容，二是一篇香港雜誌的報導內容。兩人之間的關係當然很長篇，背後也涉及姨媽姑姐的是非。但趙紫陽就以這兩點定為導火線。不講政策，不講法案，中共政治最重要的，原來是演辭。演辭指導所有政府機關以至全國人民的思想行為。多一句，缺一字，稍有差池都左右大局。在某次重要講話之中，胡耀邦要刪除一句，鄧要保留。那句是有「反資產階段自由化」字眼的意識形態討論，就是這樣。此其一，其二是雜誌有次訪問胡耀邦，大肆抬舉，說他是最開明，最坦率的領導人，又提起軍權問題，胡又答得不好，說軍權要論資排輩等，鄧感到言論是沖著他而來。兩年後，胡做不住了。

改革歷程

從趙紫陽角度近距離觀察中國政治，我發現1980年代中央決策層倚重人治，運作模式猶如家庭作業。這位已故國家領導人在軟禁期間錄成的《改革歷程》一書，細說六四事件前後的親身經歷。他將六四事件的負任直指李鵬，是李鵬將索求合理的學生風潮，定性為用意推翻共產黨及其執政理念的陰謀。學潮原本可以疏導的，但中央的言論激化了群眾情緒，至最後要以鎮壓收場。這樣做，並沒有顧及國家利益，只是源於幾個人之間的權力鬥爭。鬥爭過程亦沒有甚麼法律可言，遊戲規則是家庭分爭形式的。家庭中的老大是鄧小平。一邊是以李鵬為首的保守派，另一邊是趙紫陽領導的改革派。在老鄧耳邊，一邊將學潮說得大逆不道，企圖刺激老人家的情緒，另一邊將之盡量說得溫和，又要顧及他的健康狀況，身體欠佳就不敢進見。老人家的好話壞話，又要靠第三者傳遞，讓各方有徊旋的餘地。總之，國家社稷的大是大非，就是決定於姨媽姑姐之間的心理戰。

正生熱窩

以下是我在香港仔公國的留言，我有時在他那裡亂寫，這個比較認真:

「我不懂說贊成或反對誰，畢竟雙方的命運與我無關。你提到的經濟問題倒提起我興趣，係externality。你說，正生的來臨會為原居民帶來negative externality，原居民有權索償，在經濟學上，這個分析很正路，也是我一直對事件的看法。不過，想一想，究竟這個externality真的是negative的嗎？可不可以是positive呢？住在一班自願改過的年青人附近，會唔會係positive呢？或者negative的程度並非抗議者想象般嚴重呢？答案不由我定，由市場定，看價格來定，那就惡攪，因為要做類似的研究不容易。有趣的地方在哪？以上的討論看來是個經濟學問題，實際上是個道德問題。如果社會 (全個社會，不單只當地居民) 沒有包容正生書院的心，視他們為洪水猛獸，紛紛遷出，由沒有人願意搬入，樓價會暴跌，反映出negative externality原來真的很大。如果有包容心，樓價跌自然有人買入，支持樓價，反映出negative externality原來很小，甚至可以是漲價，positive。經濟學研究人的行為，人的行為包含道德的考慮。經濟學和道德很難分割。」

雙城

名著《雙城記》家喻戶曉的，是開首一句：「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較少人提的是結尾一句，是主角臨上斷頭台前說的：「我在做的事，遠遠好過之前做過的，我將作的休息，遠遠好過以往認知的。」總結那個混淆不清的世代，作者狄更斯用死亡去為好壞分界線。

時代背景是十八世紀末法國大革命前後，地點是倫敦和巴黎，《雙》講述兩個少年追求一個金髮少女的故事。其中一個少年甘願犧牲自己的性命，為的是承全情敵和少女的幸福。談情說愛來得精簡，作者對大時代的描寫才是主菜。革命前，貴族對平民的欺凌，殺人無罪，亦可以隨意將人關入監獄，金髮少女的父親只是得知了一些他不該知道的事情，監一坐便十八年了。革命之後，平民為了復仇雪恥，對待貴族同樣殘酷，金髮少女的丈夫是貴族後裔，即使自己沒有犯罪，也因他父親的罪行而被判死刑。在這個大時代，小人物對命運感到無奈，沒有夢想，只希望完成一二件小小的心願，此生無悔。

於1859年出版的《雙》，不是一整本發行，而是以連載形式一集一集出現於一份兩周刊。這種形式在當時很流行，像今日的漫畫，稿件邊發邊寫，故事出版到中途，作者也可能未決定結局，寫作過程應該很有趣。而為了爭取讀者繼續追看，作者都寫得懸疑一點，緊湊一點。《雙》也有這些特質，雖然英文較為艱深，但看下去不覺得沉悶。

阿Lam

林子祥是實力派，高低音域之廣，冠絕全港，就算你唱得到Beyond的海闊天空，唱Lam的千憶個夜晚都要投降，難度最高的不是男兒當自強或者敢愛敢做，而是將心意盡訴。不過，我想，他最厲害的，不是玩音域把戲，而是感情豐富的聲線。那種每句慢半拍，慾言又止的泣訴聲，滄桑的沙啞，難分難捨的尾音，很難模仿。一個音分三個層次，細心聲不難聲得出，可能這叫做韻味。易唱但難唱得好的歌包括最愛是誰、幾段情歌和追憶。如果你不明白我在說甚麼，只要幻想一下李克勤唱這幾首歌，就會清楚。克勤的聲音好像鋼琴般鏗鏘而單一，阿Lam的像小提琴，圓渾而多層次。八十年代流行音樂，聲色藝全，聽這些歌長大，我感到很榮幸，尤其能欣賞到阿Lam的歌。上星期看了阿Lam的演唱歌，我狂叫encore，瘋狂到連同坐的家母和內子都嚇了一跳。

後記:
最近年青人犯事的新聞不絕，吸毒、打劫及賣淫，壹周刊大字標題「全面失控」，原因當然有很多，我猜想，這個年代沒有美妙的流行音樂，好讓年青人抒發心中的鬱悶，可能也影響他們的思想行為。

奸人堅

石堅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黃飛鴻電影裡的奸人堅角色。奸人堅這個大反派，奸淫掳掠，無惡不作，又時常施詭計以圖陷害同行--隔籬武館的黃飛鴻。堅叔貌似狐狸，動靜狡猾，演得入形入格。黃飛鴻是萬人崇拜的英雄，而奸人堅是觀眾心目中的社會敗類。我卻在想，相比正氣凜然黃師傅，奸人堅較有人味。奸是人性一部份，但人經常掩飾自己的奸，甚至自設歪理，以圖將明明是奸的想法堂而皇之，做回自己的黃飛鴻。於是，現實生活裡，我未曾見過有人奸笑，每個人都是自己心目中的忠角。有奸笑的，也只能是開玩笑時的把戲。我想，奸的展現是一件極為超現實的事。

演奸角，奸笑，奸人堅的拿手戲，是超現實的藝術，但我們習以為常，視奸相為常見的特質，例如我們在戲劇裡一看某個角色的表情，便能馬上辨別出他是忠是奸，我想，這是戲劇最荒誕的地方之一。荒誕也好，超現實也好，觀眾就是需要一點脫離現實的空間，難怪奸角長做長有。石堅決不是演奸角第一人，但肯定是香港奸角的標誌，「奸過石堅」是日常用語，將奸這個超現實的意念具體化，都拜堅叔所賜。將人的陰暗面毫無保留地呈現，堅叔演活了角色，更演活了我們連自己也不敢面對的心魔。

弟弟筆記

以下文字轉載自Facebook的一篇筆記，作者是我弟弟:

「六四是怎樣發生.. 記得我當時年紀小.. 隨著昨夜雨灑, 收音機播著悠悠記念歌曲,氣氛漸濃,心中不斷盤旋著很多疑問:中國是否要民主? 四千多年沒有民主,十數億人口的地方真的準備好接受民主的新思維?? 以當時教育、經濟、思想推行民主真的可行? 如果沒有六四中國的發展是否比今天好? 如果當時民主勝利是否有今天強大的中國? 中國真的需要民主? 沒有飯吃比幾多民主都無用..但我卻認為人是死去了..暴力用多了..錯了理應承認錯誤..不要給予那些假借民主而獲得政治籌碼的人滾下去..不要被只懂跟別人談什麼人權..卻不斷侵略,剝削別國人基本生存權利的外國人有批評我國的藉口..承認錯誤才是負責任的態度..中國人只要飽飯..不需要民主..只要一個賢明的領導已經好滿意.. 沒有民主並不代表沒有自由..

當然生活在幸福富裕的香港被未感受到國內人民的艱苦, 正如當時天安門廣場的大學生並不可以代表全中國人民說話一樣..但我很相信麵包飽飯才是硬道理!!」

六五

當好友們在Facebook互相鼓勵說:「六四維園見」的同時，也有朋友私底下對我說，不會參與燭光晚會。二十週年紀念雖然別具意義，但還是選擇缺席，原因是不希望被民主派政客利用。類似的觀點，我在2003年七一遊行之前也聽過，當時我熱心地鼓勵同事參與，卻被潑冷水:「咪俾人利用，(傻仔)」，當時我有點生氣，不去便罷，何必裝作很懂世故的樣子。事隔六年，我對人事的看法改變了不少，不再大條道理主張你應該如何如何。反而，多了思考別人的說話。因為怕成為政客的棋子而缺席參與推動香港民主自由的活動，在今日的我，聽來已不像以前那般難接受。事實上，在非敵即友，非親則反的輿論下，「咪俾人利用，(傻仔)」代表著冷眼旁觀的一群。

我不是贊成他們的想法，也絕非鼓勵任何人缺席六四晚會，只是，我對他們的想法愈來愈了解。加深我的了解是民主派的表現。二十年來，他們爭取民主自由，成績乏善可陳，他們頭上帶著民主自由的光環，倒足以吸引人們的擁戴，令他們贏得立法地區議席。可能他們在爭取過程中已付出了很多，無功也有勞，但這是否足夠，見仁見智。有人在良好意願驅使下，不介意多付出，也有人較為實際，只看成績。如果現況不變，再過二十年，四十週年，同樣有人樂於參與四六燭光晚會，同樣亦有人不願吃虧，翌日六五，生活返回正常，六六六七六八也如常。人生有幾多個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