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7/29

鹹奶茶

幾年前夏天茶怪到西藏旅行,在拉薩一佛寺認識了一位名叫澤西的年青僧人,應邀到他房舍小聚,好客的澤西端出一個暖水壺,將淡褐色奶茶倒進一個小杯子,茶怪欣喜地接過杯子,好極了,西藏也有奶茶,一喝,嚇了嚇,不敢吞,定了兩秒才發現奶茶竟然是鹹味的。好奇一問,才知道西藏的奶茶有加糖的、也有落鹽的。茶怪猜想,大概是因為西藏地處內陸,藏人少吃海產,所以多食一點鹽作補充。澤西問,飲不慣的話,亦有甜的,奶茶說,鹹味的也不錯。於是一邊傾談,一邊喝鹹奶茶,記不起添了多少杯。

自幼出家的澤西,過著苦僧的簡樸生活,但年青人始終喜歡追明星,澤西的偶像是劉德華,房舍牆上除了達賴喇嘛的肖像,還掛了一張劉華的明星相。小粉絲嘗試解釋自己不是拜偶像,只是對明星有一種仰慕,茶怪真佩服劉華。興之所致,我倆還合唱了一曲「忘情水」,他歌喉比茶怪好得多。

澤西養了一只花貓,動作異常靈巧,也愛撒嬌,那個懶洋洋的下午,牠找到了喜歡的臥毯,那就是茶怪的膝頭。從未養過貓的茶怪,縱使喜歡,亦顯得有點不自在,主人看見便拿走牠,豈料,不一會牠又爬回來。澤西拿出食物,牠便走去吃,吃的不是魚不是乾糧,而是從市場買來血淋淋的生牛肉。藏僧也食肉,因為除了畜牧,當地的土壤種不出甚麼蔬菜五穀來。

鹹奶茶、迷劉華的藏僧以及食生牛肉的貓,如果不親身經歷,聽來像是哈利波特的魔幻世界。最近為了宣傳與朋友合著的新書,茶怪接受了雜誌社訪問。談到奶茶,記者問茶怪對不同茶餐廳的奶茶有沒有偏好,原本想趁機會大談茶經的茶怪,突然想起西藏,答:「只要是不難飲的,就可以了。」不敢苟且為以往喝過的作定論,因為你永遠不會預知下一杯奶茶的滋味。

2007/07/26

再見 利是啡

Laissez-faire自由放任政策,普遍被視受香港經濟成功的基石,六十年代擔任財政司郭伯偉亦因大力推行此政策而廣受傳誦,可是,前政府政策顧問顧汝德在其卸任後撰寫的《香港政經》(Uneasy Partners) 一書,力陳香港政府之所以實行自由放任政策,並非為了促進經濟發展,而是基於政治上的考慮,求其管治方便之權宜計。

顧汝德說,英國佬管治香港多年,由於語言和文化的障礙,始終無法理解港人的思想行為,加上英國佬在港數目遠低於本地人,所以對自己的管治權威欠缺信心,他說,有英藉高官在街上迷路都嚇餐飽,感到獨立無援。於是,英國佬便找上一批本地商界精英,希望透過他們的影響力去管治香港。於是,例如去政策傾向支持本地商人,即使是鄉里英國商人也不予特權,港人以為,政府是幫助本地商人白手興家,但其實也有不少干預的政策,例如將紡織出口配額分配予小數大型紡織商和貿易公司,以及眼見樓價飊升、地產發展業缺乏競爭而袖手旁觀。

董建華年代,政府拋棄植民地時代的包袱,學新加坡攪計劃經濟,結果顧汝德不說,你都知。

2005年出版的《香港政經》,沒有提及曾蔭權的施政,茶怪想,按照顧汝德的推論,曾蔭權政府不用像英國佬怕港人作反,怕的是北京官威。他沒有巴結本地大商家的誘因,卻需要爭取的是北京領導人的信心,送香港更多經濟利益,中國政府是國企的大股東,國企主導股市,股市主導香港經濟。從政治角色看,香港將背離自由市場的路,且愈走愈遠。

2007/07/24

八折的

電召的士以八折收費的減價促銷策略具爭議,一方面引起奉公守法的正價的士司機不滿,另一方面受到乘客擁戴。茶怪想,政府應該放寬對的士的價格規定,容許的士司機與乘客自由議價。

的士之所以是的士,其享有專營權利,就是其他私家車不能「爭客」,那管你開著同樣紅色豐田大皇冠。的士是持有牌照經營權的公共運輸工具,牌照設有好多規範要司機遵守,以保障市民。但為市民提供良好服務,的士車資不可能單一化。同一段路程在不同時段價值都不一樣,同一里數不同目的地價值又不一樣,茶怪不明白,為何巴士、地鐵可以提供優惠,例如星期日優惠、長者折扣,表面上是優惠市民但實情是為了速銷,小巴車資可以有上落,大家都接受,偏偏的士不能?

電召的士是一個有效率的經營模式,可以確保的士靈活地調配路線,減少閒置。更重要的是,電召公司可以建立聲譽,對服務水平的提升有幫助,乘客亦可靠經驗選擇滿意的那一間,尤其是深夜乘客,可以選擇其信賴的電召的。

的士減價最大的阻力相信是來自持牌人,其希望確保收入,但如果減價速銷的經營手法,可以提高收入,那都不錯,最大的好處是當社會接受了自由議價之後,將來可能車資由折扣變溢價,到時收入更可觀。不準減價最大的受害者是司機大佬,政府限制了他們的收入,卻沒有限制他們的租車成本。換言之,持牌人享受了專營權的利益,社會責任就由司機負擔。

2007/07/18

財經拆局


蔡東豪想找人寫有關財經的書,找了Victor和K.L.,問茶怪有冇興趣,茶怪話有,事情就是這樣開始。Victor是茶怪多年的舊同事,合作無間,K.L.是Quam的客戶,理念相近。寫甚麼? 蔡定了一個主題,就是「為甚麼」,就像那些兒童益智書「十萬個為甚麼」的模樣。問甚麼? 只要有關財經,問甚麼都可以。於是有好幾個星期六的下午,我們四人就困在一個細小的心戰室,腦力激盪,定下大綱、內容和規格,大家都開懷交換意見,討論好有啟發性。

找來林少陽為書寫序,對茶怪別具意義,I feel so proud, flattered。

寫作對茶怪來說是孤獨而沈迷的。寫書日子,周末與茶太逛街似魂遊太空,有時想到自覺有趣的論點又滔滔不絕不厭其煩地告訴她,追問「你話我講得啱唔啱?」「從未有人咁講過呵?」。但大部分時間都是把自己關在書房裡。那還是新婚的日子,她一直支持、忍耐和分擔,茶怪打算將第一本書送給她。

2007/07/15

索女 喪屍 機關槍


電影「索女 喪屍 機關槍」是近期佳作。索女、喪屍和火爆場面共冶一爐,娛樂性豐富,導演刻意懷舊,模仿七十年代爛片,例如粗糙的畫面、突兀的剪接,還有久違了的「爛gag」,好過癮。故事講: 一個失落的艷舞女郎,立志成為棟篤笑喜劇人,但她連一點攪笑天份也沒有。一輪災難改變了她的一生。

最經典的,是那支義肢機關槍 (見圖),當她發現自己失去的一條腿,哭起來,心想自己做棟篤笑的心願永遠不能達到,跛了怎樣企在台上? 跟著,周圍都是喪屍,她已陷於絕望,跟著有人來救她,她哭著說她走也走不動,誰知一支機關槍插在跛足上,她便重生。「咁都得?」「有乜唔得」人困在逆境時,總是抱怨,放不下失去了的東西,但到危難時,「唔得都要得」只要識變通,一定有計,誰說跛子不能走,仲可以好勁,她還奇蹟地說起笑話來。

2007/07/11

每當變幻時

銅鑼灣建築地盤的一座天秤塌下,昂平吊車跌下,朱培慶與女伴夜遊被撞破,好似好多時候,每日都無事無幹,人人如常地生活,但偏偏是那萬分之一機會會發生的事情,影響我們大半生。想預測未來,最佳方法是認識歷史,但連愛看歷史書的蔡東豪接受訪問時都說,對前路只能「見步行步」。John Perkins也有類似的看法,在其暢銷書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講述自已多年為美國政府服務,建立世界霸權,他多次慨嘆人生中有一連串的巧合,而面對每個巧合作出的決定,就是影響人生的路途。經濟學者稱之為spontaneous order,簡單來說即係冇order,冇秩序。

電影"每當變幻時"結尾時,演街市婆的千鏵回顧十年得失,說不清成功失敗,只能說是一個過程。而家個股市都係一兩年前冇人估到,至於幾時大跌市,為什麼跌,是美國次級按揭還是中國宏調,誰人知,可能是其他未有所聞的原因,事後至知。新書The Black Swan好似又係世事的不實定性及其力量,硬皮裝$245,茶怪好有計劃地等待折扣優惠。

2007/06/29

他們才是上市委員?



富豪們有機會優先購入新股,毋須與散戶投資者一同抽籤以待分配合,如果該新股是熱門股,上市後藉著供不應供的關係,股價上升,認購落空的散戶唯有以較高的價錢買股,這樣,富豪們變相可以低於市價買股,做成不公平。蘋果日報今日的設計圖片真的可圈可點,以幾位富豪扮演電影「盜海豪情」的主角,是喻意他們一擲千金的豪情,還是指他們是盜賊? 茶怪無意作道德判斷,只是制度不健全,容許不公平發生。

茶怪想,這個優先認購安排最大的禍害,不是誰賺多少,而是富豪們竟然成為真正的上市審批委員,有權決定哪一家公司集資成功與否,通過港文所上市委員會評審的公司當然可以上市,但要集資成功,愈來愈需要幾位富豪們的認可,市場愈來愈依靠他們的指引,他們可能是投資有道的,但即使排除個人利益因素,單憑幾個人去決定一間公司的價值,當然不及市場集群眾智慧去決定的客觀,再者他們的買入價較一般投資者低,其實跨大了他們的投資信心。這樣,令市場無法有效反映公司的價值,亦阻礙了交易所作為有效集資渠道的功能。

2007/06/26

少才是多



飲食男女雜誌的一張相,是一張教人停下來細味的相。平時路過看見這家高級酒樓的門面,除了一片金光,甚麼也看不起眼,記不低。攝影師特意用黑白去影鏞記,示範了黑白照片的威力。很多人認為彩色比黑白好,因為顏色和其他物質一樣,多總比少好。但這張相就說明,沒有顏色,看景物更清楚,線條、質感、佈局出晒黎。

2007/06/22

因人立言

今日信報程介明在其「何謂學術自由?」一文中借教院風波,說他對社會濫用學術自由的看法。「學術自由是針對學術的探索而言的。對於政府政策表示反對和不滿,一般是言論自由的範疇,不是因為發表這些言論的是學者,就一定屬於學術自由的範疇。除非學者作了一些研究,其結果足以證明政府政策的失誤,而政府又干預和禁止這些研究的進行,那才構成一個學術自由的問題。」

在社會保障學術自由重於保障言論自由的環境下,茶怪想,如果凡是出自學者口中的就是學術權威,可享學術自由,一般人的說話只能以言論自由保護之,學者就有了特權。例如,可以為自己的利益講說話,利益包括工作職位、研究資助,甚至個人股票權益(以學者身份在傳媒唱好自己手持的股份)。因人立言之風,麻麻地。

2007/06/20

紅眼症

用堅尼系數去推斷貧富懸殊有三個問題,早前的文章已說明其中兩個,一、人的一生制遇,年青時期是差不多,年紀愈大,差距愈遠,就像馬拉松長跑,首十公里,各跑手都相距不遠,到終點,一頭一尾可以相差幾個小時。香港的嬰兒潮的一代的馬拉松,就反映在堅尼系數上。二、堅尼系數算的,是結果,不是因由。一個自由社會,人有權選擇買誰的產品服務,有權選擇不買,每人的收入不一,成敗得失有好多因素,包括運氣,但結果有高低,不代表不公平。

這裡茶怪想說的是三,貧富懸殊擴大,顯示整個社會的經濟水平在移動中。因為經濟活動是由個體組成,當一個經濟擴張,一定先有一個行業或一批人受惠,將這個看成是問題的,大概是患了「紅眼症」。撇掉心理因素,先有一批人受惠,其實是好事,因為他們富起來,自然帶動其他行業的生產。如果沒有這批「好彩」的人,大家一齊冇運行。

澳門近年急速發展,人才需求一下子颷升,人人都加入賭場服務了,沒有人開公共車,沒有人去提供基本服務。很多人認為澳門今日經濟發展過快,可能導致失衡,學歷不高的年青人,只要跑進賭場工作,收入較大學畢業生還高,令到辛苦耕耘的人不高興。茶怪想,這種不滿情緒在香港也有。

茶怪想,一分耕,一分收獲這種理想烏托邦固然好,但在現實生活是不可能的,因為如果這樣,必須有一個無上權威去決定誰比誰「值得」賺得多,這個無上權威由誰做? 再者,如果規定小學畢業生永遠不能賺得比中學畢業生多,而中學畢業生的收入又永遠不能超過大學畢業生,這樣的社會又怎能令每個人奮發圖強呢? 說澳門發展需慢慢來,如果設身處地去想你是澳門人,你希望明日加人工,還是明年? 你想你的客人是有錢人還是窮人? 你想你的子女到賭場酒店工作,還是看士多賣鳥結糖?

2007/06/13

好過舊時

呢十年有幾好? 鬼佬走了。鬼佬走了有幾好? 請不要誤會茶怪仇外,茶怪當然觀迎鬼佬住在香港,但在港英管治時代,不得不承認在工作上和官祿上是有無形的天花板,在香港的英資公司和政府的高位,中國人沒有可能爬得上。現在,英資公司的高層也慢慢本土化,政府更甚,亦多了中資公司來港。鬼佬走了,有很多職位要中國人上。以前,你不是鬼佬,只好應命,以前沒想過可以爭取的,現在都放在眼前,當然,大家都係中國人,千千萬萬的中國人一齊爭,大家都有機會贏,都咁高咁大,爭起來自然吃力。

我們時常慨嘆幹活愈來愈艱難,同儕的競爭愈來愈大,鬥超時工作,鬥高學力。茶怪想,有得爭,總好過舊時,連爭的機會也沒有。

2007/06/06

民主自由存檔

施永青早前在其報紙社評談民主,批評英美的民主制度阻礙普羅市民的參政機會,末段有幾句神來之筆: 「我對民主政制幻想不多,我寧願政府無為一些,不要管得那麼多,好讓人民可以有多點自主空間。投票幾年才可以行使一次,但自主空間則天天可享用。我願意以民主換自主。」茶怪將施老闆的「自主」理解為「自由」,自己為自己的事情做主。

很多人將民主和自由混為一談,像是兩種分不開的東西,上述的節錄正說明兩者之間的衝突。凡事以大多數人的意願決定,聽來好合理,但若果樣樣都要跟大隊,少數族群的利益自然受損。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英國對愛爾蘭的迫害,就是民主的陰暗面。

如果投票表決的議案愈多,每個人都要遵循表決結果一至行事,這樣就變成沒有任何人有自由,因為你同我總會在某些範疇上屬於小數族群。雖然香港在政治上沒有民主,但在道德價值問題上,例如藝術創作、性傾向,好像很人都訴諸於少數服從多數,以此為金科玉律,就這樣限制了個人的獨特性。

有人說,民主不是一個目標,只是一條途徑,去保障人民的自由。茶怪同意。人民以個人的意願填form (無須打仗) 去決定誰執政,政府制定公平的法律和提供公共服務,就不用管甚麼。政府之所以可以袖手旁觀,前題是社會有自由市場和慈善力量。

2007/05/29

毅行力量

蔡東豪的新書<<毅行者>>細說這個一百公里競賽的故事。從每個毅行發燒友的的經歷,探索毅行者精神。茶怪想,毅行者這股由眾人集結而發揮出的力量,不計酬勞,不談資本主義原則,就像太陽能和其他取之不盡的天然資源一樣,能否將之轉化成更大的力量,對社會作出更大的貢獻?

今日,但凡有自由市場解決不來的社會問題,如福利、醫療、教育、文化、藝術、電影、保育等,社會人士第一時間將責任推到政府身上。政府也好像是義不容辭地,積極向立法會申請撥款,加福利,攪文化活動。政府好像相信,「市場來不了的,我來。」慷的卻是納稅人的慨。可是,要資源有效地再分配,茶怪想,政府是次選。較佳的選擇是循慈善。徵稅會影響生產力,削弱經濟活動,更重要的是,稅款的用途取決於政治考慮多於「實際需要」。

究竟何謂有「實際需要」,究竟攪「維港巨星匯」、資助電影業、還是資助粵劇,還是保護雀鳥生態較好? 還是幫助窮人? 茶怪唔知,政府亦不應話事。最好由付錢的人決定。由慈善團體籌款,捐款人各自選擇幫助的對象。如果社會整體認為保護雀鳥生態較發展電影業重要,保護雀鳥生態能吸引的捐款自然比較多。你可能問,在經濟掛帥的香港,哪裡更多的善長仁翁?

從毅行者活動的成功,可見慈善不是一個如納稅一樣的「零和遊戲」。善款可以較經濟增長快,而且不會阻礙經濟增長。因為是自由捐贈的,不可被視為個人或企業的生產成本,不會損害他們賺錢的誘因,反而,做善事令人開心,本身是一種「好東西」(goods)。籌款活動成敗視乎主辦機構能否令捐款人快樂。慈善團體之間是有競爭的,但他們從競爭過程之中提升他們的籌款活動的吸引力,令捐款人開心,籌款總額就愈來愈多。社會提倡公益慈善,較推行福利為佳,這樣每個人捐錢增多,交稅減少,付出的感覺更具意義。

2007/05/25

反轉豬肚



做生意的一般不敢得罪客人,千錯萬錯,客人永遠是對的。食肆全面禁煙,酒樓員工都違規者「盡量容忍」,得罪客人等於與自己荷包對著幹。客人拖數賴帳就更麻煩,一方面公司希望客人繼續光顧,另一方面,又怕欠款愈欠愈多。免費報紙AM730則反其道而行,今日在要聞版刊登了一則「欠廣告費啟事」,促請一廣告客戶清還欠款,還公開其股東身份。實行為客人做個「反宣傳」,這一招真絕,欠款的客戶相信只好乖乖就範,否則報紙天天來這一套,恐怕其旅行社生意做不下去。「欠廣告費啟事」會不會嚇怕其他的客人呢? 茶怪想,AM730的廣告版位天天爆滿,惡得起。該客戶不單只馬上付清欠款,還要再落另一則廣告解釋事件,以保護自己的聲譽,報紙又有生意。

2007/05/22

HK won't raise another Jackie Chan

Apart from the brown tap water and the oil fish at home that might make me sick, i shouldn't worry about the society's polarization of income distribution that, skeptics said, affects the job opportunities. The phenomenon of so-called "M-shaped Society" is the mere consequence of the fact that people walk different paths of life. The older they get, the broader divergence of achievements it is possible. That actually happens in Hong Kong as the baby boomers who were born in 1950's and 1960's. The reason the skeptics blame the "M-shaped" phenomenon for the seemingly narrowed job opportunities is that, i believe, the "M-shaped" phenomenon emerged coincidently with the buoyancy of unemployment. The skeptics are barking up the wrong tree.

Yes, unemployment statistics has been disappointing although the economy has been expanded uninterruptedly for the past four years. The current jobless rate of 4.1% means that for every 1,000 people who are either working or waiting for jobs, 41 are now without job. The number considerably exceeds the average 37 over the past 25 years. In the heyday 1982 to 1997, only 25 people on average were jobless. The number hit a historic low of 11 in 1989. Now, at 4.1%, the unemployment rate has fallen significantly from the peak but the decline has flattened. Why?

Economic cycle cannot explain the prevailing unemployment. Is it structural? The government would be happy to agree and reiterates its old tale that Hong Kong has transformed from a manufacturing town to a service-oriented city. The government likes to say that workers who are laid off from factories remained unemployed and that has limited the decline of unemployment rate. The tale suggests that the prevailing unemployment is something irreversible, and the government can hardly do anything about it. However widely cited it is, the tale is false.

The chart on the right (Source: Hong Kong Government) nails the lie.

This chart shows the unemployment trend by age group since 1982. All lines go hand-in-hand, up and down together. The unemployment among workers aged between 50 and 59 has been high in recent years. But the fact is that all age groups, young and old, have soared. If it were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that dictated the overall unemployment, one would expect to see the older people, the green line and the orange line, suffer and the others do not. If it were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that causes the whole unemployment problem, the jobless rate among the younger people, represented by the red line and the light blue line, should be low. But that is not the case.

The highly consistent pattern across ages suggests that structural changes have played a minor role, if any, in explaining the whole employment problem. There must be some underlying force that affects all workers, young and old.

Apart from "M-shaped" phenomenon, Hong Kong's social welfare has risen coincidently with the rise of unemployment rate.

See the chart on the right (Source: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you will find changes in jobless welfare ground-breaking.

The red line in the chart shows expenditure of 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CSSA) Scheme since 1994. The black line shows the number of recipients. The expenditure fifth-folded to HK$17.6 billion in 2004, from HK$3.4 in 1994. The number of recipients increased to 542,000 from 140,000 during the same period. How large is the group of recipients? The number of recipients in 2004 was more than double the number of unemployed people.

How much does the scheme pay as compared with an employer? According to official statistics, an eligible family of three members on average received HK$7,700 a month in the year ended October 2005. A single-member family got HK$3,500 a month.

A cleaning worker earns about HK$3,000 to HK$5,000 after one whole month of hardship. He loses almost all his leisure time and probably spends most of his saving in medical expenses due to the infectious working environment.

The welfare system gives incentive for people not to work. i believe that is the major cause for the prevailing unemployment problem.

Unemployment driven by the welfare hurt the economy harder than cyclical and structural causes do because it tends to stay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and affect all workers, young and old. Today's stagnant French economy is an example.

Taxpayers are worse-off. More importantly, the society loses a group of workforce. Small businesses cannot recruit unskilled workers. In the past, small businesses such as textile, jewelry and spectacle companies provided on-job training for young workers, giving rise to a group of innovative talents. For instance, the bosses of listed companies, Shenzhou (2313), Luk Fook (590) and Arts Optical (1120) started their careers as trainees. As trainees, they received minimal pays. All they can ask for were daily meals and the teaching of their "masters" in the hope that they would one day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es using the techniques taught by their masters.

School courses cannot replace on-job training because students in school aim to take course credits, not the mastering of certain tasks. Without such no-pay training system, there won't be any movie star Jackie Chan.

The welfare expenditure that kicked off in mid-1990's has destroyed the opportunities for on-job training and the innovation that would emerge. As Hong Kong has shown in the past, innovation, not government direction, is what an economy needs for it to go forward.

Next time, i will continue to explore the topic of opportunities.

Copyright Quam

2007/05/19

拉警鐘

茶怪所就讀的大學有一個傳統惡作劇,就是亂拉警鐘。十多年前,茶怪到以製芝士和啤酒為主業的美國小鎮求學,那是一間以學生開派對著名的學府,不知是不是開派對開到通宵達旦的原因,醉酒學生喜歡在半夜三四時,亂拉宿舍的警鐘。警鐘一響,所有宿生都醒來,走到戶外。

這個惡作劇非常無聊,損人不利己,拉警鐘的都肯定是傻子,其中一個就是茶怪。當時,到了大學不足一個星期,一班新生睡不著在聊天,宿舍內其他人都睡了,其中有人話有這樣的有趣傳統,有人提議試試,於是大家便靜靜地返房,以免給人發現,哪警鐘由誰拉? 茶怪和另一位同學自動獻身。警鐘一拉,我們待了一會,就若無其事的混在人群裡,一起走到大門前的草地上,那是清晨五時,聚集了近百人,就是我們的傑作。當時茶怪著,就這樣,大學生涯才不枉過,勁。

此後拉警鐘事件時有發生,惡作劇總是不了了之,從來沒有聽過誰因拉警鐘而被校方追究,被鬧醒的無辜學生,亦不會找誰找悔氣,大學校園生活不就是這樣胡胡鬧鬧地過嗎?

2007/05/14

集體回憶屬誰 II

多謝羅安尼就前文的回應。讓茶怪有機會說得清楚一點。

茶怪小時候就是住在水街的,回想起,在那裡吃白粥油炸鬼的確爽,但這個爽只限於回憶,在當時,如果有選擇,小茶怪寧願到附近的「小飛俠」快餐店或任何一間快餐店,因為有冷氣。水街的大排檔的大風扇,吹的都是熱風。

舊灣仔,茶怪也住過,在天台玩,不知幾爽,現在的新樓就不可能。但到2007年,如果負擔得起,茶怪都會選擇有電梯、衛生情況好一點的其他樓。周末到舊區逛逛,影相,的確幾捨意的,但如果要住在那裡的幾十年唐樓,你願意嗎? 七八十歲的老人家每日要上落幾層樓梯又是如何味道?

羅先生說麥當奴不屬於集體回憶,正說明集體回憶的範圍因人而異,麥當奴肯定是很多人首間工作的公司,亦是很多情侶首次相遇的地方,我和太太便是一例。要不是碧麗宮戲院拆了,就沒有銅鑼灣世貿中心,沒有世貿中心,就沒有當中的麥當奴,沒有那間麥當奴,做記者的做完assignment就沒有方便的地方落腳,就四散各自食lunch,茶怪和太太的命運可能要改寫。那麼,如果你問茶怪有否為碧麗宮拆掉而可惜,有,那是阿爸帶小茶怪看戲的地方。你問茶怪如果那間麥當奴拆了會否可惜,會,但如果社會更需要那裡進行別的活動,例如拆掉世貿建全新戲院,那裡將為未來更多人體現他們的歷程,成為他們的集體回憶。

所有舊的東西,大排檔也好,唐樓也好,都曾經是新的,它們的出現,是推倒更舊的東西而來的。那麼,那些更舊的東西有沒有集體回憶呢? 一定有。那麼我們這一代的集體回憶豈不是又是建基於對上一代的集體回憶之摧毀嗎? 集體回憶屬誰?

2007/05/13

集體回憶屬誰

胡恩威在<<香港風格>>一書中說: 「在太古廣場、太古城、又一城、新城市廣場與及眾多的冷氣商場裡面,沒有歷史,沒有感情,沒有甚麼可以記憶。商場的光線只有一種,沒有四季,無雨、無風,人與人的距離很接近,但當大家透明,沒有笑容,沒有甚麼,甚麼都沒有。這就是資本主義唯一的理想生活嗎? ... 在深水埗的大街小巷裡,有雨,有風,有人世間的悲歡離合,有黑有白有灰,有紅有黃有綠。夏天的汗水,又濕又熱,活受罪。」

讀來很順心,但茶怪再想,所謂集體回憶,是屬於誰的回憶? 對於八十年代成長的一代,包括茶怪自己,舊區商場是集體回憶,新商場不可能是,但對於下一代,和下一代的下一代,這些舊區商場不是他們回憶的一部分,現在新的商場,將來就成為他們的回憶。如果我們這一代純粹為了懷舊,為保留所謂「集體」的回憶,就漠視了下一代的權利,去經歷自己的年代,建立自己的回憶。

胡先生將人的冷漠歸咎於資本主義,說舊日子多好,茶怪問,深水埗的大街小巷,有人氣的商場難道又不是行資本主義的嗎?

2007/05/12

經濟人談情

看了網上一篇有趣的文章愛情經濟學,茶怪希望參與討論:

有趣,談情時說經濟學的確大殺風景。如果茶怪是高先生所說的那位崇尚自由主意經濟學家,聽了愛人說:「甜心,我是屬於你的,甚麼都依你。」,會對她說:

1. 那我真的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 其他女士們都愛財、講條件,但你是不一樣的,每人有自由選擇的權利,你置機會成本於不顧,選擇了我,我實在太幸福了。
2. 現在沒有奴隸制,我也不會當你是奴隸看待。
3. 兩人相處要互相幫忙,如果你將來和我一同生活,我也不要你做所有家務,我要分擔一部分家務。
4. 你愛我要付出那麼多心思和時間,還要付出上述的機會成本,甜心,我也愛你,同樣願意為你付出,努力賺錢,不去泡妞,讓你做世上最幸福的女人。

將愛情說成交易,的確好難聽,茶怪想,其實錢是一張紙,人如何賺、如何用,才是值得思考的地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並非錢,而是人。例如,一個人為了家人的生活水平,放棄安逸,選擇每日努力地工作,去賺錢,賺了錢,他又選擇了給家人用,而不是給了二奶或別人。這整個過程的背後在於情,錢只是一個中介媒體。 而只有在產權清晰劃分和人有自由選擇權時,為別人付出才有意義。

至於「世上沒有免費午餐」,極富爭議性,亦讓人有笑柄,說經濟學是功利主義,不近人情,「我經常請朋友吃飯,不要求有任何物質上或非物質上的回報,哪不是免費午餐,是甚麼?」

茶怪會問: 「你有能力請全世界幾十億人吃一個免費午餐嗎? 」不能,那麼,你的免費午餐的對象必有取捨,選一必失一,那就是成本。茶怪沒有看過佛利民本人就他的名言的註解,純粹從日常生活去設想。所謂免費午餐,吃的人不用付錢,不代表它是免費。請客的人之所以請你吃而不請別人吃,對他來說就是成本,不可能是免費的,付出成本的原因不一定是為回報的,可以是為情。

2007/05/10

蜘蛛俠

蜘蛛俠第三集延續超級英雄神話,其中有句對白是一個在街上欣賞蜘蛛俠電視畫面的路人,說: 「one man can make a big difference」,呼應了第一集的「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蜘蛛俠電影希望帶出每個人應「義不容辭」地承擔社會的責任。 但試想想,如果現實世界真的有個超級英雄,生活會過得好一點嗎?

看電影就可以找到答案。當有危難時,蜘蛛俠拉著蜘蛛絲在盪來盪去,去救人和打怪獸的同時,個個警察都企定定地欣賞,甚至喝采。有了蜘蛛俠,久而久之,市面上無論事務大小,可能是爆水渠、地鐵訊號故障,也靠蜘蛛俠攪惦。可能有時情況不是太壞,一般技術人員或紀律部隊可以處理,但人總有惰性,可以的話將事情拖延一下,甚至故意弄糟多些,由得蜘蛛俠去理。日常的保安、警察巡邏、查問可疑人物等工作,各工作單位大概也不必太著緊,出了錯,別怕,有蜘蛛俠補獲。

蜘蛛俠救人,久而久之,人漸漸喪失自救能力。超級英雄好心做壞事。

所謂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應該加埋for a big bill。要錢,蜘蛛俠如果想做好事,他必定要收錢,明碼實價。你說對不對。